第225章 番外3 实亡于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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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面临即将危亡的时刻，上天其实给了朱家王朝一次机会，把一个叫张居正的人推上了政治舞台。
嘉靖年间，宦官势力受到一定的抑制，开启了“权相”时代，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
有道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交椅轮流坐，今日到咱家”，为了争夺首辅的权位，大学士们用尽各种权术计谋打败竞争对手。
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扳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张居正又把高拱挤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都为他人作嫁衣。
张居正，进士出生，和其前任高拱一样，是明朝的权相时代受益人，作为一代名相，论道德品格，他比不上王安石；论武功成就，他比不上曹操；论文化修养，他比不上张九龄；论计谋百出，他不如萧何、张良。
他爱美女、尚奢华，他不拘小节，父丧居然不丁忧，而是顶着汹汹非议选择了“夺情”，甚至御史上疏弹劾他时，还打了人家板子，看上去，全然没有名士的气节。
然而，事实上，他一生的事迹可圈可点。
他重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加强了北方的边防；他在边疆实行互市，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了长久的稳定；他用潘季驯治水，黄淮治水成效显著；他以一人的坚持，进行了一场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改革，把一个行将腐烂的王朝，打理出一番中兴气象……
其中，张居正一生的辉煌与功勋，首推“一条鞭法”。
自明中叶以来，皇亲国戚、文武勋臣大量兼并土地，而这些人往往享有赋役的优免，钦赐的土地又免税。
那些没有优免的缙绅地主，又把自己的土地伪托于上述权势之家，以至于到张居正时代，国家控制的纳粮当差的土地急剧减少，和明朝开国时期相比，“额田已减强半”。
有数据表明，在明初，官府登记在册的耕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之多，到万历六年，仅仅只有五亿一千万亩，整整蒸发掉了三亿多亩良田。
这说明，全国将近四成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以及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
而且家有良田千亩者，往往无须纳粮当差，家徒四壁者却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户力薄难撑，只得举家逃亡。
张居正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大权在握后，他立刻施行霹雳手段施行改革，全国各地在观望一阵后，陆续动了真章。
改革共分两步，第一步，便是推行“清丈”。
即使按照今天的观念来看，张居正当时的办法，已经很先进很有效了，首先要求有田产者进行自查申报；然后是乡、里组织丈量、造册，这个册，就叫做“鱼鳞册”；第三步，便是交叉检查，从各乡、各里抽出“素行端谨”人士，进行交叉复查，复查和造册数相同的过关，不同的就追究责任人。
通过这几个步骤，大部分的县都做到了“丈无遗地”，经过两年多的清丈，官府记录在册的土地，比清丈前多出了一亿八千多万亩。
作为当朝权贵之一，张居正自己也是享有优免的，自然也是清丈的对象，张大人果然居正，主动按照清丈要求，清查自家隐匿的田亩。
清查的结果，很有代表性，张家的田产大约为粮七十余石，但在县衙的赋役清册里面，却翻了几个跟头：“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多出的五百七十多石粮跟着“内阁张”一起优免了。
那五百七十多石，有张居正族人借家族名号“一体优免”的，也有张家僮仆的私田混进张家田亩的，更多的居然是张家人不认识的，仔细深查，却是一些地主贿赂税吏，窜名挂靠进来，意图规避纳税的。
张居正得知自家情况后的愤怒可想而知，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要求立刻把托名于自家的五百七十石粮悉数上交，就连政府给自家的优惠政策他也不要了，“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
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就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事后看来，他的确是做到了。
……
万历清丈的成果，使得国库迅速得到充盈，据史书记载，到万历十年，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自正德、嘉靖以来，“最称富庶”。
在万历清丈的同时，张居正已在考虑改革的第二步，这个改革注定要载入史册，那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说白了就是把田税、丁税、杂税合一，按田亩的多少征收，并用银两交纳，使赋税开始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把原来繁杂的名目统一到一个条目下，所以叫一条鞭。
这样作的好处很多，一些好处现在看来觉得没什么，但在当时，其对社会发展促进不小。
首先，它规定税款征收的是“银”，而不是其他物资和徭役，银子作为货币流通，有了法律依据，促进了货币的发展；
其次，短时间内，明政府的财力大增，民间的大量银子，终于有相当一部分回流到政府手中，政府有了一定的平抑物价能力；
第三，一条鞭法按亩征收的特质，使财政负担的大部分从农民身上转移到了大地主身上，大地主成为了赋税的主要来源，农民的负担减少，自然推动了生产力；
第四，按土地征税，一些无田者，包括商人、小手工业者，除了商税外，不再履行徭役义务，使税收由人头税开始向财产税过渡，税负趋于合理。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但是，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这给各级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显赫，在税收史上更是一种划时代的税收体制，通过一条鞭法的实施，明朝在短时间内国库充盈，财政状况一度大为改善。
然而，所谓“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无赖当祖宗”，张居正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有遇上一个明主。
张居正的改革，势必得罪一大票特权阶层，张居正生前，他们敢怒而不敢言，至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后尸骨未寒，弹劾疏就像雪片一样飞向万历的龙案。
张居正尽心辅佐的万历皇帝，算是一个聪明人，却也是整个明朝最懒惰、最贪婪的皇帝。
张居正辅国的十年，万历还小，每次见到他的老师张居正都战战兢兢，内心之惶恐难以名状，可如今，天天管着他的人终于死了，他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物极必反，几个月后，万历就愤愤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甚至张居正本人都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
明神宗万历，不仅能几十年不上朝甘做宅男，还特别爱钱，他喜欢银子，他最大的乐趣，便是天天盘坐在炕头数银子玩。
皇上取天下的金钱，最方便的办法莫过于加税，不过加税的收入，却不能入国库，而要进入万历的私人小金库，当时叫“内库”。
万历看到采矿冶炼获利颇丰，就在原来矿税的基础上做起了文章，他完全抛开征税体制，派出太监为“矿税税使”，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替他收私房钱。
说是征收矿税，其实这些太监出来，基本上等同于明火执仗的抢劫，只要他们指定哪块土地下有矿藏，地产所有人就必须缴纳矿税。
矿税敛财的危害是毁灭性的，那些矿监毫无顾忌地在全国横行，敛财的手段几近疯狂，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效率之高，令人惊奇，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那些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却是无法计量了。
矿监成为当时最大的祸害，这次不仅仅是农民，许多士人、官宦、商人的利益也大受侵害，一些家中稍有资财的大户，在矿监面前，纷纷败下阵来，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于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张居正的所有努力，全部化为乌有，明王朝的命运，重又回到了加速坠落的轨道。
后来，万历三大征后，张居正给攒的钱也造完了，可北方崛起了一个后金，时时骚扰犯边，内地，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朝廷陷入两面作战，北拒后金，内镇义军，国库没有钱，大臣们请万历动用私房钱凑军饷，他却说：“不行，这打的是国仗，为啥让我掏钱，我不掏，没钱你们去加税。”
大臣：“可江山是皇上你的啊……”
他说：“别忽悠我，江山我没有看见，银子实实在在是我的。”
好玩不？这个皇帝，就这格局。
没办法，自此后，朝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对田赋加派赋银，主要分为辽饷、剿饷、练饷，统称“三饷”。
“三饷”的加派，让农民重又不堪重负，矿税的敛财手段，更让士人和富家寒心，并最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史学家称，明朝的亡国，不在崇祯，而实亡于万历！
至此，明王朝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了。
终于，他的孙子崇祯，和煤山上的歪脖子树进行了最后的亲密接触，朱家皇上，永远的告别了历史舞台……
（提问：大明户籍，主要分为哪几类？）
在明朝面临即将危亡的时刻，上天其实给了朱家王朝一次机会，把一个叫张居正的人推上了政治舞台。
嘉靖年间，宦官势力受到一定的抑制，开启了“权相”时代，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
有道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交椅轮流坐，今日到咱家”，为了争夺首辅的权位，大学士们用尽各种权术计谋打败竞争对手。
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扳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张居正又把高拱挤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都为他人作嫁衣。
张居正，进士出生，和其前任高拱一样，是明朝的权相时代受益人，作为一代名相，论道德品格，他比不上王安石；论武功成就，他比不上曹操；论文化修养，他比不上张九龄；论计谋百出，他不如萧何、张良。
他爱美女、尚奢华，他不拘小节，父丧居然不丁忧，而是顶着汹汹非议选择了“夺情”，甚至御史上疏弹劾他时，还打了人家板子，看上去，全然没有名士的气节。
然而，事实上，他一生的事迹可圈可点。
他重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加强了北方的边防；他在边疆实行互市，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了长久的稳定；他用潘季驯治水，黄淮治水成效显著；他以一人的坚持，进行了一场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改革，把一个行将腐烂的王朝，打理出一番中兴气象……
其中，张居正一生的辉煌与功勋，首推“一条鞭法”。
自明中叶以来，皇亲国戚、文武勋臣大量兼并土地，而这些人往往享有赋役的优免，钦赐的土地又免税。
那些没有优免的缙绅地主，又把自己的土地伪托于上述权势之家，以至于到张居正时代，国家控制的纳粮当差的土地急剧减少，和明朝开国时期相比，“额田已减强半”。
有数据表明，在明初，官府登记在册的耕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之多，到万历六年，仅仅只有五亿一千万亩，整整蒸发掉了三亿多亩良田。
这说明，全国将近四成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以及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
而且家有良田千亩者，往往无须纳粮当差，家徒四壁者却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户力薄难撑，只得举家逃亡。
张居正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大权在握后，他立刻施行霹雳手段施行改革，全国各地在观望一阵后，陆续动了真章。
改革共分两步，第一步，便是推行“清丈”。
即使按照今天的观念来看，张居正当时的办法，已经很先进很有效了，首先要求有田产者进行自查申报；然后是乡、里组织丈量、造册，这个册，就叫做“鱼鳞册”；第三步，便是交叉检查，从各乡、各里抽出“素行端谨”人士，进行交叉复查，复查和造册数相同的过关，不同的就追究责任人。
通过这几个步骤，大部分的县都做到了“丈无遗地”，经过两年多的清丈，官府记录在册的土地，比清丈前多出了一亿八千多万亩。
作为当朝权贵之一，张居正自己也是享有优免的，自然也是清丈的对象，张大人果然居正，主动按照清丈要求，清查自家隐匿的田亩。
清查的结果，很有代表性，张家的田产大约为粮七十余石，但在县衙的赋役清册里面，却翻了几个跟头：“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多出的五百七十多石粮跟着“内阁张”一起优免了。
那五百七十多石，有张居正族人借家族名号“一体优免”的，也有张家僮仆的私田混进张家田亩的，更多的居然是张家人不认识的，仔细深查，却是一些地主贿赂税吏，窜名挂靠进来，意图规避纳税的。
张居正得知自家情况后的愤怒可想而知，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要求立刻把托名于自家的五百七十石粮悉数上交，就连政府给自家的优惠政策他也不要了，“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
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就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事后看来，他的确是做到了。
……
万历清丈的成果，使得国库迅速得到充盈，据史书记载，到万历十年，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自正德、嘉靖以来，“最称富庶”。
在万历清丈的同时，张居正已在考虑改革的第二步，这个改革注定要载入史册，那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说白了就是把田税、丁税、杂税合一，按田亩的多少征收，并用银两交纳，使赋税开始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把原来繁杂的名目统一到一个条目下，所以叫一条鞭。
这样作的好处很多，一些好处现在看来觉得没什么，但在当时，其对社会发展促进不小。
首先，它规定税款征收的是“银”，而不是其他物资和徭役，银子作为货币流通，有了法律依据，促进了货币的发展；
其次，短时间内，明政府的财力大增，民间的大量银子，终于有相当一部分回流到政府手中，政府有了一定的平抑物价能力；
第三，一条鞭法按亩征收的特质，使财政负担的大部分从农民身上转移到了大地主身上，大地主成为了赋税的主要来源，农民的负担减少，自然推动了生产力；
第四，按土地征税，一些无田者，包括商人、小手工业者，除了商税外，不再履行徭役义务，使税收由人头税开始向财产税过渡，税负趋于合理。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但是，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这给各级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显赫，在税收史上更是一种划时代的税收体制，通过一条鞭法的实施，明朝在短时间内国库充盈，财政状况一度大为改善。
然而，所谓“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无赖当祖宗”，张居正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有遇上一个明主。
张居正的改革，势必得罪一大票特权阶层，张居正生前，他们敢怒而不敢言，至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后尸骨未寒，弹劾疏就像雪片一样飞向万历的龙案。
张居正尽心辅佐的万历皇帝，算是一个聪明人，却也是整个明朝最懒惰、最贪婪的皇帝。
张居正辅国的十年，万历还小，每次见到他的老师张居正都战战兢兢，内心之惶恐难以名状，可如今，天天管着他的人终于死了，他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物极必反，几个月后，万历就愤愤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甚至张居正本人都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
明神宗万历，不仅能几十年不上朝甘做宅男，还特别爱钱，他喜欢银子，他最大的乐趣，便是天天盘坐在炕头数银子玩。
皇上取天下的金钱，最方便的办法莫过于加税，不过加税的收入，却不能入国库，而要进入万历的私人小金库，当时叫“内库”。
万历看到采矿冶炼获利颇丰，就在原来矿税的基础上做起了文章，他完全抛开征税体制，派出太监为“矿税税使”，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替他收私房钱。
说是征收矿税，其实这些太监出来，基本上等同于明火执仗的抢劫，只要他们指定哪块土地下有矿藏，地产所有人就必须缴纳矿税。
矿税敛财的危害是毁灭性的，那些矿监毫无顾忌地在全国横行，敛财的手段几近疯狂，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效率之高，令人惊奇，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那些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却是无法计量了。
矿监成为当时最大的祸害，这次不仅仅是农民，许多士人、官宦、商人的利益也大受侵害，一些家中稍有资财的大户，在矿监面前，纷纷败下阵来，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于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张居正的所有努力，全部化为乌有，明王朝的命运，重又回到了加速坠落的轨道。
后来，万历三大征后，张居正给攒的钱也造完了，可北方崛起了一个后金，时时骚扰犯边，内地，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朝廷陷入两面作战，北拒后金，内镇义军，国库没有钱，大臣们请万历动用私房钱凑军饷，他却说：“不行，这打的是国仗，为啥让我掏钱，我不掏，没钱你们去加税。”
大臣：“可江山是皇上你的啊……”
他说：“别忽悠我，江山我没有看见，银子实实在在是我的。”
好玩不？这个皇帝，就这格局。
没办法，自此后，朝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对田赋加派赋银，主要分为辽饷、剿饷、练饷，统称“三饷”。
“三饷”的加派，让农民重又不堪重负，矿税的敛财手段，更让士人和富家寒心，并最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史学家称，明朝的亡国，不在崇祯，而实亡于万历！
至此，明王朝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了。
终于，他的孙子崇祯，和煤山上的歪脖子树进行了最后的亲密接触，朱家皇上，永远的告别了历史舞台……
（提问：大明户籍，主要分为哪几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