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我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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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最重要，因为它的时间是定死的，我必须要在那一刻待在赛车里并准备发车。其他事情的时间都可以由自己决定。最近，我在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和场地锦标赛中都领跑车手积分榜，所以更不能松懈。
当点击博客上的“发博文”按钮后，很快就会有数百万人阅读你刚刚写的东西，你对此有什么感觉？
要检查错别字。
你有没有曾经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过一会儿又感到后悔的情况？
有，常常，比如写关于“五道杠”少年黄艺博的挖苦文章，虽然看着爽，但是会对一个孩子造成伤害。
你认为西方对当代中国最严重的误解是什么？
最严重的误解是认为中国误解了西方。其实大部分人什么都明白。
早期你的定位是一个局外人，但过去十多年来你一直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这使你的写作风格产生了怎样的变化？随之而来的责任和风险令你疲惫吗？对此你是如何应对的？
会，十年做一件事情，再喜欢，也会疲惫。当你越做越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阴谋论和动机论。所以我会多写小说和多比赛来调节，就像吃多了咸的就想吃甜的。
有哪些富有创意的活动是你没有尝试过但希望有机会尝试一下的？比如说，有一天你会出演电影或执导电影吗？
也许。但是你知道，在内地没那么容易，我们做事情遇到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对你做的事情指手画脚，而且太多人能决定你不能这么做。
对于中国政府当前的政策目标，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在海外的文化影响力。你的作品英译本的出版可以说是真实的当代中国文化进入西方世界的罕见例子。你的书将在西方被人们讨论，或许有机会施加一些影响。你对自己的书扮演这样的角色有什么看法？
没有什么作用。砸钱来提高自己文化的影响力，或者以为用几十亿就能让中国现代的文化艺术产品输出到国外去，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一边掐着人家的脖子，一边撒钱，一边又要求人家唱出天籁之声。就算我的书，也是一样。它是局部的，不是世界的。
要输出强大的文艺作品和文化，只要三个字就行了，那就是“少管些”。
编者按：2012年10月9日，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Schuster）出版韩寒的文集《这一代人：中国最红文学明星（与赛车手）的博文》［This Generation：Dispatches From China's Most Popular Literary Star（and Race Car Driver）］。该书收录了韩寒自2005年开始写博客以来的作品。文集涵盖了过去几年中，让韩寒和很多中国人陷入思考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社会政治议题。
本文根据2012年9月5日《华尔街日报》专访整理。
我最终想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人生
我觉得有一天没人关心我了，这个世界肯定更加美好。
从你写《三重门》到现在，正好十年，这也是新世纪的十年，中国、世界和你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怎么总结自己的十年、中国的十年？
就像十年前，你送人家一个杯子代表一辈子，现在你肯定不好意思送人家一个杯具一样，其实时间只是改变了时代，而很多东西本身并无变化。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是如此，我不觉得我这个十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个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很多东西并无变化，只是所有以前存在的东西都扩大化了而已。它也是在被时代推着走，但是由于重量太大，所以时代也经常推不动它，或者进三步，退两步。
2006年3月你跟白烨、陆川、高晓松在网上打架，游戏性、娱乐性大过了观点的表达，大家看得很乐，现在你还有可能做这种事吗？
这事实在不是我能控制的，我的本意其实是要正儿八经地探讨文学，结果跑题很远。主要是主动跳进来的人跑题太远了。我觉得作为练手，都没有问题。而且以前我们表达观点的文章可能太无趣，既无趣又无煽动力，其实看的人更少，那还不如大家一起玩得开心一点。至于有些脏字，实在是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我赛车的时候脏话说得更多，要撞车的时候几乎所有车手都会骂出脏话。但是我的脏话都是用于表达心情，针对的只是一种心情，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没有人身攻击，单纯地表达一下当时的心意。至于更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乐趣是一切的推动力。可能大家理解的更重要之事的范畴不一样。
从那时起到现在，你肯定有了变化，当然别人只是在你的文字中看到这一点，觉得你更关注公共事务了。就你自己而言，你有了什么变化？
我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个体都不和我玩了，我只好玩组织。
有人说“如果有一百万个韩寒就好了”，这说明了你个人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这个社会渴望有影响力的、犀利的声音，你怎么对待这种期待？
我觉得有一天没人关心我了，这个世界肯定更加美好。
至少在文字中你很擅长论理，对你来说，论理这个事，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论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用典，以前我还喜欢说，曾经有个故事，我朋友身上发生过什么什么，某某人怎么怎么，某个国家曾经怎么怎么，但我发现当论理彻底不需要典故的时候，才是强大的。
你的杂文很有批判性，但较少意识形态色彩。你自己也说：“我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那么，你写这些文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否认为体制的改变是艰难和长期的，更应从一个现实的角度去促进公共生活的点滴改善？
一切都是路见不平，拔笔相助而已。我小时候想当个记者，觉得记者可以把所有不公平的事情都披露出来，后来我发现报纸不是记者自己家的，决定记者命运的还有编辑、总编辑，甚至其他各色的编审。
像我这样写文章的人其实很多，我只是一万介书生中的一介，只是可能我是畅销书作者，所以读者相对多一些。而所谓体制的改变，我认为给我两三百字就已经能写明白了，再多写就是重复。很简单，适合人类的就是适合世界的，除非你不是人。至于从现实的角度促进公共生活的改善，其实这样说太严肃了。看到一些现实事件时，即便我是一个懒人都忍不住充满了创作的欲望，你说这些事有多操蛋。
有没有朋友、熟人会给你提供题材？比如，“韩寒你该谈谈这个。”
这个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更习惯于看，而且我写的时候他们都睡了。
你的博客可以算作一个很有影响的媒体了，这个媒体的理念是什么？
这个媒体的理念是免费阅读，但是不保证出版周期。
你会不会因尖锐批评对方而感到尴尬？比如说在嘉定世博论坛发完言，你离开时，当地领导会握手送别吧？
领导都会和我握手，我们居然还一起吃了饭。我们和领导们是两个资讯系统的生物。
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你和支持你了，可你以前被当作是一个反智的先锋，这矛盾吗？
冒昧地问一句，什么叫反智的先锋？我其实是今年才搞清楚左派和右派的区别。我想，我会争取做一个繁殖的先锋。
能否列举几个你尊重的活着的中国人？
中国人往往活着活着就活不明白了，所以他们在死前，随时有自我践踏的可能。我觉得还是等他们死了再评判比较好，至少死人不会性情大变。
你觉得什么最讨厌？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
最讨厌的是那些号称数理化很好，但是在逻辑上很傻的笨蛋们。互联网多年，出现了很多聪明人，但完全没能稀释这个世界上笨蛋的浓度。
其次，我最讨厌失败。
最终你想要的是什么，一个精彩的人生，一个传奇的人生，还是什么？
一个和谐的人生。
编者按：本文根据2009年12月31日《南方周末》专访整理。
比赛最重要，因为它的时间是定死的，我必须要在那一刻待在赛车里并准备发车。其他事情的时间都可以由自己决定。最近，我在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和场地锦标赛中都领跑车手积分榜，所以更不能松懈。
当点击博客上的“发博文”按钮后，很快就会有数百万人阅读你刚刚写的东西，你对此有什么感觉？
要检查错别字。
你有没有曾经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过一会儿又感到后悔的情况？
有，常常，比如写关于“五道杠”少年黄艺博的挖苦文章，虽然看着爽，但是会对一个孩子造成伤害。
你认为西方对当代中国最严重的误解是什么？
最严重的误解是认为中国误解了西方。其实大部分人什么都明白。
早期你的定位是一个局外人，但过去十多年来你一直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这使你的写作风格产生了怎样的变化？随之而来的责任和风险令你疲惫吗？对此你是如何应对的？
会，十年做一件事情，再喜欢，也会疲惫。当你越做越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阴谋论和动机论。所以我会多写小说和多比赛来调节，就像吃多了咸的就想吃甜的。
有哪些富有创意的活动是你没有尝试过但希望有机会尝试一下的？比如说，有一天你会出演电影或执导电影吗？
也许。但是你知道，在内地没那么容易，我们做事情遇到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对你做的事情指手画脚，而且太多人能决定你不能这么做。
对于中国政府当前的政策目标，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在海外的文化影响力。你的作品英译本的出版可以说是真实的当代中国文化进入西方世界的罕见例子。你的书将在西方被人们讨论，或许有机会施加一些影响。你对自己的书扮演这样的角色有什么看法？
没有什么作用。砸钱来提高自己文化的影响力，或者以为用几十亿就能让中国现代的文化艺术产品输出到国外去，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一边掐着人家的脖子，一边撒钱，一边又要求人家唱出天籁之声。就算我的书，也是一样。它是局部的，不是世界的。
要输出强大的文艺作品和文化，只要三个字就行了，那就是“少管些”。
编者按：2012年10月9日，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Schuster）出版韩寒的文集《这一代人：中国最红文学明星（与赛车手）的博文》［This Generation：Dispatches From China's Most Popular Literary Star（and Race Car Driver）］。该书收录了韩寒自2005年开始写博客以来的作品。文集涵盖了过去几年中，让韩寒和很多中国人陷入思考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社会政治议题。
本文根据2012年9月5日《华尔街日报》专访整理。
我最终想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人生
我觉得有一天没人关心我了，这个世界肯定更加美好。
从你写《三重门》到现在，正好十年，这也是新世纪的十年，中国、世界和你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怎么总结自己的十年、中国的十年？
就像十年前，你送人家一个杯子代表一辈子，现在你肯定不好意思送人家一个杯具一样，其实时间只是改变了时代，而很多东西本身并无变化。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是如此，我不觉得我这个十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个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很多东西并无变化，只是所有以前存在的东西都扩大化了而已。它也是在被时代推着走，但是由于重量太大，所以时代也经常推不动它，或者进三步，退两步。
2006年3月你跟白烨、陆川、高晓松在网上打架，游戏性、娱乐性大过了观点的表达，大家看得很乐，现在你还有可能做这种事吗？
这事实在不是我能控制的，我的本意其实是要正儿八经地探讨文学，结果跑题很远。主要是主动跳进来的人跑题太远了。我觉得作为练手，都没有问题。而且以前我们表达观点的文章可能太无趣，既无趣又无煽动力，其实看的人更少，那还不如大家一起玩得开心一点。至于有些脏字，实在是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我赛车的时候脏话说得更多，要撞车的时候几乎所有车手都会骂出脏话。但是我的脏话都是用于表达心情，针对的只是一种心情，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没有人身攻击，单纯地表达一下当时的心意。至于更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乐趣是一切的推动力。可能大家理解的更重要之事的范畴不一样。
从那时起到现在，你肯定有了变化，当然别人只是在你的文字中看到这一点，觉得你更关注公共事务了。就你自己而言，你有了什么变化？
我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个体都不和我玩了，我只好玩组织。
有人说“如果有一百万个韩寒就好了”，这说明了你个人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这个社会渴望有影响力的、犀利的声音，你怎么对待这种期待？
我觉得有一天没人关心我了，这个世界肯定更加美好。
至少在文字中你很擅长论理，对你来说，论理这个事，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论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用典，以前我还喜欢说，曾经有个故事，我朋友身上发生过什么什么，某某人怎么怎么，某个国家曾经怎么怎么，但我发现当论理彻底不需要典故的时候，才是强大的。
你的杂文很有批判性，但较少意识形态色彩。你自己也说：“我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那么，你写这些文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否认为体制的改变是艰难和长期的，更应从一个现实的角度去促进公共生活的点滴改善？
一切都是路见不平，拔笔相助而已。我小时候想当个记者，觉得记者可以把所有不公平的事情都披露出来，后来我发现报纸不是记者自己家的，决定记者命运的还有编辑、总编辑，甚至其他各色的编审。
像我这样写文章的人其实很多，我只是一万介书生中的一介，只是可能我是畅销书作者，所以读者相对多一些。而所谓体制的改变，我认为给我两三百字就已经能写明白了，再多写就是重复。很简单，适合人类的就是适合世界的，除非你不是人。至于从现实的角度促进公共生活的改善，其实这样说太严肃了。看到一些现实事件时，即便我是一个懒人都忍不住充满了创作的欲望，你说这些事有多操蛋。
有没有朋友、熟人会给你提供题材？比如，“韩寒你该谈谈这个。”
这个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更习惯于看，而且我写的时候他们都睡了。
你的博客可以算作一个很有影响的媒体了，这个媒体的理念是什么？
这个媒体的理念是免费阅读，但是不保证出版周期。
你会不会因尖锐批评对方而感到尴尬？比如说在嘉定世博论坛发完言，你离开时，当地领导会握手送别吧？
领导都会和我握手，我们居然还一起吃了饭。我们和领导们是两个资讯系统的生物。
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你和支持你了，可你以前被当作是一个反智的先锋，这矛盾吗？
冒昧地问一句，什么叫反智的先锋？我其实是今年才搞清楚左派和右派的区别。我想，我会争取做一个繁殖的先锋。
能否列举几个你尊重的活着的中国人？
中国人往往活着活着就活不明白了，所以他们在死前，随时有自我践踏的可能。我觉得还是等他们死了再评判比较好，至少死人不会性情大变。
你觉得什么最讨厌？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
最讨厌的是那些号称数理化很好，但是在逻辑上很傻的笨蛋们。互联网多年，出现了很多聪明人，但完全没能稀释这个世界上笨蛋的浓度。
其次，我最讨厌失败。
最终你想要的是什么，一个精彩的人生，一个传奇的人生，还是什么？
一个和谐的人生。
编者按：本文根据2009年12月31日《南方周末》专访整理。